耕诗有契待花开——读卢文丽《劳作与花开》

　　《劳作与花开》：卢文丽著；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从沪上赴杭的路途中，杜甫这两句诗便在心头盘桓不去。于杭州聚首，为卢文丽新诗集《劳作与花开》作贺，恰似一场诗意重逢。这“落花时节”，既映眼前江南物候，又暗合诗坛文脉的流转，一代代诗人如花开花落，而诗的长河奔涌不息，总有新的绽放值得庆贺。

　　与文丽初识于1990年6月，《西湖》杂志举办的“西湖诗船”大奖赛上。彼时我和公刘、昌耀、唐晓渡诸位同仁来到杭州，那场盛会，于诗坛而言，恰似一次时代的交接。文丽作为年轻获奖者登台，我们为她授奖，至今历历在目。转眼30多年过去了，与文丽偶有书信往还，这份情谊因诗而笃厚，当年那个站在颁奖台上的青涩诗人，如今已成就斐然，不仅写现代诗，还写旧体诗，最近推出《只衔花气与多情》和《劳作与花开》两部诗集，一旧一新，如双璧相照。作为当年的评委与那场盛会的见证者，亲历一位诗人的成长与绽放，我也算是有一点功劳的。

　　翻开《劳作与花开》，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几方面：其一，是温润绵长的情感底色。文丽写故乡的田垄、老屋的檐角、写血脉相连的亲人，笔调恰似江南烟雨，于无声处浸润人心。这份温润，是历经世事风霜后，诗人以柔软之心与世界的对话，纯粹而动人。

　　其二，是清雅自守的审美格调。无论题材是市井烟火还是山川风物，文丽的诗始终葆有一份清澈通透的气质，不逐浮华。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诗论所推崇的“清气”，一种脱于流俗、归于本真的审美追求，一种“心远地自偏”的精神坚守，文丽的诗恰恰继承了这一传统。

　　其三，是精雕细琢的语言功力。诗歌本是语言的艺术，文丽深谙此道。她不刻意追逐生僻辞藻，却能在寻常词语中发掘新意，于平淡中见奇崛。如“慵懒的池塘/长街短巷/抒情着旧时光”（《亲爱的草叶》），将“抒情”二字动词化，字句间见匠心。琢磨文丽的诗，便知她对语言何等爱惜。

　　《劳作与花开》的书名，本身便是一则凝练的诗学命题。文丽数十年的创作历程，正是对这一命题的诠释。她循着自己的创作节奏，自由穿梭于现代诗与旧体诗疆域，将古典的意境美与现代的情感表达巧妙结合，让传统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。

　　当下诗坛，不乏过度追求技巧新奇而沦为炫技的作品，亦有沉溺私人情绪宣泄、与时代疏离的诗歌。在这样的语境下，文丽的诗保持了一份难得的纯粹与清醒。我常对年轻诗人说，不必故作深刻，要天真、纯粹，文丽的诗作正是如此，因真挚而动人，因准确而有力。在《劳作与花开》中，我读到了一位江南女诗人对世界的温情注视：江南的一草一木，生活中的一粥一饭、细微感动，都被她以诗意的眼光重新唤醒。这种能力，源自她多年来对诗歌艺术的坚守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　　可以说，《劳作与花开》不仅是一部诗集，更是一位诗人半生耕耘的结晶，是文丽与诗歌、与生活、与岁月深情对话的见证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，依然有人愿为诗歌放慢脚步，在语言的土地上默默劳作，静待诗意之花绽放。诗歌的意义，或许便藏在这样的“相逢”里——是诗人与语言的相知相契，是作品与读者的灵魂共鸣，更是我们这般旧友，因诗重聚，围坐闲谈，共话岁月悠长。

　　愿文丽守着这份纯粹与赤诚，继续深耕不辍，让诗意之花岁岁绽放、历久弥香。也愿我们皆能不负诗心，在各自的劳作里，静待花开，不负相逢。 （谢 冕）